文學翻譯往往是意識形態的、有明確目標指向的文化交流活動，必須從譯人語文化的歷史時刻和狀況出發，承載其文化建設的需要，服務于本土旨趣。21世紀的中國正面臨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任務，這與 “五四”先賢當年所面臨的狀況有很大的不同?！拔逅摹睍r期的中國還沒有走出封建統治的陰影，國力積弱不堪，傳統文化在向現代化轉型過程中正面臨合法性危機。由于文言長期以來一直是傳統文化傳承的主要手段，與封建統治階級有著牽扯不清的關系，因此，“五四”運動的斗爭鋒芒直指文言，主張廢除文言，與傳統劃清界限，以通俗易懂的白話作為啟迪民眾思想的工具。當時，翻譯活動完全基于學習西方文化的需要，目的在于仿照西方的樣式走向現代化。翻譯不但是學習和建構的手段，也是批判民族文化的途徑。譯者大多以源文本為中心，在豐富和建構新國語的口號下多采用異化的翻譯策略，生硬地以漢語白話幕仿西語的形式，驅使漢語走向歐化。然而，今日中國國力有了較大的提高，本土意識和民族熱情逐漸開始覺醒，追溯民族文化的源頭以及弘揚民族文化就成了必然的要求。

文化的復興是中華民族復興的重中之重，因為文化的復興可以為民族復興提供精神支柱，增強民族凝聚力。復興民族文化不但需要吸收、融合和利用全人類的優秀文化，還要靠對本民族優秀文化的繼承和發展。前一項工作我們一直在進行，后一項任務也正在著手實施中。學習和繼承間并不存在矛盾的對立，我們可以在翻譯過程中把它們融為一體。翻譯是兩個民族文化間的對話活動，譯者的任務就在于使整個對話過程在平等的基礎上實現。但是，由于中華文化長期處于弱勢地位，漢語在文學翻譯中總是對西語亦步亦趨地仿效，在異化的翻譯策略中逐漸歐化。民族文化復興的前提條件就是：在文化對話中，譯者要以寬闊的胸襟接受外來文化影響，同時也要不斷從傳統文化中吸取養分。引進西方文化中具有差異性的成分以豐富譯人語文化是翻譯的根本目的所在，但是“異化翻譯中的‘異質’因素并非是對原作中存在的某種寶貴品質進行清晰無誤或不加更改的表現，而是一種有賴于譯語語言和文化現狀的戰略性構建。

對文言在當代翻譯實踐中的適應性的研究并不是要復古，也并非呼吁回到嚴復的時代，采用估屈葺牙的古文來翻譯文學作品，而是主張創造性地利用文言中一些合理的可利用成分，是經過否定之否定的歷史變化后的回歸?！笆澜缟喜豢赡苤挥幸环N語言。假如人類的生存需要生物的多樣性，那么文化的生存就需要文化的多樣性、語言的多樣性。一種語言的出現，它一定代表人類智慧的某一方面”。防止漢語在翻譯過程中過度歐化以致喪失自我，無疑是當代學者必須警醒的一件任務。另外，任何一種語言總有其獨特的審美特點，充分挖掘和發揮其優勢也必將有利于提高翻譯的質量。提倡在當代翻譯實踐中發掘和利用文言，決不是感情用事，而是基于現實的需要，以及理性的思考和分析。弱勢文化在面對強勢文化的影響時，有必要提防可憐的民族主義思想和盲目排外的觀點，但更加需要培養文化自信，深化民族感情。毫無疑問，研究文言在外漢翻譯中的應用正是對這一需求的反應?！爸袊g理論的構建自然應該是首先為了滿足中國文化整體構建的需求” 。中國譯論本身就是中國文化建構的一部分，應當符合民族文化建設的需要；把眼光投向中國傳統文化的承載手段，是文化建構中自我關懷的表現，也是強化民族自信的需要。立足本國翻譯實踐中的現象，解決我國翻譯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是中國譯學研究自立自強的體現。因此，研究文言在翻譯中的適用性是譯學研究者在民族文化建設中的責任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