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以來，各種西方譯論在中華大地遍地開花，各領風騷數年?！耙环矫娣g界談外國理論談得火熱，中國的翻譯理論受到冷落，另一方面，社會對翻譯質量的批評越來越多，越來越尖銳”。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西方譯論把重心放在“具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問題上，而文字的轉換技巧則并不是西方學者關注的主要間題。在西方譯學名著中，我們還很少能看到這個法那個法的轉換技巧的論述”。西方翻譯理論從語言學范式向文化范式轉變后，研究重心放在對翻譯問題的宏觀思考上，忽視了微觀層面的研究。宏觀的翻譯研究多關注翻譯的外部因素，如贊助人、出版商、主流詩學等對翻譯活動的影響；而微觀的翻譯研究為翻譯的內部研究，主要是對語言層面的具體翻譯實踐的研究。翻譯的外部研究開拓了翻譯研究的視野，使人們意識到翻譯研究不能僅僅把目光停留在兩種語言的對比上，還必須考慮到各種外在因素對翻譯活動的影響。但是，隨著外部研究的話語權不斷擴張，翻譯研究現在已經越來越遠離翻譯的本體。
其實，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間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各種外在影響總會通過各種翻譯策略在語言層面中體現出來，而各種具體翻譯策略也必然會反映出各種外在因素的影響。宏觀的翻譯外部研究固然必要，但不能因此排斥語言層面的思考，不能完全否定具體翻譯策略的研究，而應把語文學范式、語言學范式與文化范式的譯學研究結合起來。在外漢翻譯中，譯者首先必須面對譯人語的選擇。譯者不能在文言與白話之間簡單地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擇。從中國的整個翻譯史來看，翻譯實踐中幾乎不存在純正的文言或完全的白話。譯者只能在以文言和白話為兩極的中間各個層面上，依據源文本的需要做出不同選擇，以對譯原詞的意義、原句的結構形式或源語篇的風格。但是，這種選擇不是排除了外部影響的純粹的兩種語言間的對應活動，而是基于對各種外在因素的考慮而采取的一系列的決策。把外部研究與內部研究相結合，文化對比分析與語言對比分析相協調，文化學派的研究成果與語言學派的研究成果相綜合，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把握文言在外漢翻譯中的適用性。合理利用現有譯學成果的同時，尋求全面、合理的研究方法，杜絕研究思路的片面和偏執，才能為譯學研究的健康和諧發展尋求出路。
中國的譯學研究不能僅停留在對西方譯論的復制和搬運，還必須把目光轉向國內的翻譯實踐。從我國翻譯史及當代翻譯實踐中可以發現，文言在外漢翻譯中的確得到了應用，這是客觀事實，也是我國文學翻譯中獨有的現象。我們不可能期盼西方學者來對此進行研究和思考，中國的譯學研究者有責任把文言的應用性間題納人我國譯學研究的范疇內。因為“中國的翻譯研究歸根結底其主要任務則是為了促進中國的翻譯事業本身。因此，從事中國翻譯研究的學者最應該關心的是自己的研究成果是否真正對中國的翻譯事業有用”。任何的理論研究都應該以翻譯實踐為基礎，也或多或少地以服務于我國的翻譯實踐為目的。對文言適用性的討論應扎根于中國的文化土壤，不應盲目地從西方譯論中尋求注解，而應從大量的文學翻譯實踐，詳細分析現當代譯作中使用文言語體的內在和外在原因，細致歸納已有的成功經驗，使語言層面描述和理論層面分析優勢互補，從而把我國翻譯家的實踐經驗總結上升為應用性理論。研究文言在外漢翻譯中適用性的目的在于：挖掘和利用文言遺產提高文學翻譯質量，同時為我國的翻譯理論研究提供借鑒。
